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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教父”东软:从日企外包到信息革命

2022-09-23 09:13:53

东软集团创始人刘继仁(SH:600718),曾被媒体称为“软件教父”,是我国第一位计算机应用博士,东软是第一位A股软件公司,增添了无数光环。

东软从外包日本企业开始,到帮助国内政府和企业建设各种信息系统。它曾经被认为具有伟大企业的潜力和原型。然而,成都会计检测系统事件让外界意识到,东软似乎还没有完全走出“外包”的阴影。

1976年,本钢煤气救护员刘继仁被推荐上大学。他在山东大学物理系和东北大学计算机系之间选择了后者。其实他不知道电脑和计算器的区别美术ue4外包公司,但是这个错误让他赶上了信息革命的浪潮。

从东大毕业后,刘继仁被导师推荐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位计算机应用博士。后来,他回到母校任教,33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

创立东软纯属偶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是想创业,我是天生的,是要养的。”

刘继仁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发现科研机构把自己的成果和行业结合起来的现象很普遍。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数字孪生开发 ,很多人甚至认为教授出海不太光荣。

还好,东北工学院(1993年更名为东北大学)院长站出来支持:我们可以试试,失败了就永远不做。

于是,刘继仁和两位同事带着3万元和三台坏掉的电脑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旅。但一开始并不是很顺利。沉阳乃至全国的软件产业处于空白阶段。沉阳还有很多人把软件当成洗发水。

东软的诞生和崛起与日本企业有着深厚的渊源。当时,日本一家专注于汽车软件系统的阿尔派公司前往东北大学,希望从事产学研合作。

1991年,东软集团前身东大阿尔派成立,东北大学持股51%。起初,刘继仁想建个研究所,但去注册的时候,工商部门只允许成立公司,所以就在东大高山研究所后面加上“公司”二字,虽然他加了括号。

日本企业的出现给了刘继仁最宝贵的资金和经验,阿尔派的合作带来了日本的订单软件u3d外包,也让东软走上了国际外包的道路。

以前大家都觉得日本的外包业务不好做,要求很多,也很注重细节。然而,东软却如鱼得水。日本企业的外包业务曾占东软外包收入的80%。在当时的日本商界,有两张中国名片,一张是海尔的张瑞敏,一张是东软的刘继仁。

很多员工也通过软件获得了财富。在很多人还在为温饱发愁的时候,已经可以拿着外汇券去友谊商店买雀巢咖啡、自行车和电视机了。很多东大老师有很大的意见,认为即使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他们的薪水也很高。

其实东大也享受到了东软崛起的红利。产权明晰后,东大持有东软的大量股份,同样价值数十亿,这种批评越来越少。

东软集团的国际外包业务在2000年后才真正开始规模化。

那年,国务院“18号文件”颁布。这是我国第一个鼓励和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专项产业政策,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软件外包热潮,各地纷纷采取行动,给予土地和税收优惠。

印度外包模式的成功具有巨大的国内影响。通过承接美国的软件外包业务,贫穷落后的印度一下子变成了凤凰,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国,赚取了大量外汇。

印度出生的高管后来也统治了硅谷。当今微软、谷歌、IBM 和 Adob​​e 等科技巨头的 CEO 都是印度血统。

除了人口红利软件u3d外包,印度外包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英语水平普遍较高。因为国际外包需要满足客户的需求,语言优势非常重要。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具有天然优势。

尽管有咖喱味,但沟通不成问题,因此美国公司的很大一部分外包订单都流向了印度。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已成为世界知名的软件之都。

但印度可以做到,为什么中国不能。过去,中国企业给人的印象是做三补,搞外贸加工,成为世界工厂。别人吃肉,我们只能喝点汤。软件是一个需要更多智慧和人才的行业,附加值略高。

虽然中国没有语言优势​​,但中国也有人口红利,自身市场广阔。这些外国公司在中国有很多业务,因此将订单外包给中国是很自然的。勤劳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软件企业高呼“10年赶上印度”。

其实,当时究竟是开发国产自主软件还是走国际外包路线,当时还存在一些争议。

软件外包有一个特点:非核心业务,其目的是降低研发成本。因为当时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个工程师的钱就可以租到一间软件工程师的房间。

所以,做软件开发听起来很技术性,但外包工作通常是技术含量最低的部分。

尤其是许多日本公司首先编写各种框架。写代码时有框架和模板,不鼓励创新。外包企业为了赚钱,不得不挤压人力成本,充分挖掘个人的剩余价值。

倪光南当时表示,软件和服务外包处于软件产业链的低端,外包只赚取产业链中较低的加工成本。

美国公司的高收益来自于拥有自主版权的操作系统、数据库、Office等平台基础软件。印度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它缺乏国内市场,是由本国国情决定的。但中国不同。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巨大的市场。

因此,倪光南建议大力发展基础软件,推动国产基础软件与应用软件的融合应用,加大自主版权软件在国际市场的推广力度,而不是仅仅依靠跨国公司的外包订单。

话虽如此,国内一直有重硬重软的观念。硬件可以付费,但软件是无形无形的,应该是免费的。此外,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盗版猖獗。用刘继仁的话来说,“如果从国内做起,东软就活不成今天。”

从商业角度来看,刘继仁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想飞,你必须先学会走路。如果你坚持操作系统,你肯定做不到微软。而且,当时的国际关系也没有现在那么复杂。 “外包是提升中国软件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成熟度的最佳途径。”

2002年,麦肯锡撰写了《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还主张中国应该做外包,而不是操作系统。而且,跨国公司也愿意大量向中国外包公司下订单。说白了,可以和印度竞争,但不搞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成为欧美国家的竞争对手。

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结束印度班加罗尔之行后,他选择了大连作为他的第二站。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他的内心充满着迷恋:一定要亲眼看看大连,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不仅在中国很好,在硅谷也很抢眼,广林荫大道、美丽的绿地、众多的大学和技术学院、巨大的软件园......”

当时的大连风光无限,犹如东北振兴机车的气质。大连之所以受到关注,与国际软件外包业务的蓬勃发展不无关系。

大连的软件外包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东软,因为东软的到来不仅起到了示范作用,还让很多日本客户直接落地。英特尔原本计划在成都落地产业园,却被大连切断。

那些年,大连每天往返日本的航班多于北京。除了非常亲近,大连的气候和文化也更受日本人欢迎。

外界对大连寄予厚望。 《扭​​腰时报》称大连是中国硅谷,根本不给北京中关村面子。大连当地学者甚至断言,大连发展软件、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将是中国摆脱低端制造业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唯一出路。

金蝶和用友也做过软件外包业务,但都不太成功,2006年均退出,专注于企业管理信息化主营业务。

2005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达到9.2亿美元,占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2.3%。它正在迅速发展。今年,东软也成为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次年,东软的外包收入首次突破1亿美元。

但没过多久,刘继仁很快就察觉到了危机,开始对外包行业说脏话。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减少了国外软件外包的需求。

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外包越来越无利可图。 “外包业务将面临价格和成本的限制。”

刘继仁在2009年说,中国软件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外包公司基本还是“卖头”,一个人一天花多少钱,没有想象空间,主要以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获取业务。

更关键的是,国际外包业务并没有让这些软件公司获得真正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大家只会说苹果的技术很厉害,不会说富士康很厉害。

因此,现在东软早已停止提供外包业务,东软官网上也没有“外包”一词。东软似乎在刻意抹去外包的历史记忆和标签。

然而,据2022年6月的新闻报道,东软集团在“2021软件出口排行榜”和“2021服务外包排行榜”中均名列第一。东软并未过多宣传这一成就。

有网友评论说东软是中国IT行业的富士康。

与此同时,对国际外包业务寄予厚望的大连,也未能成为中国的硅谷,乃至中国的班加罗尔。

十年来,工信部先后授予12个城市“中国软件名城”称号。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还有南京、济南和成都。荣誉。东软总部所在的沉阳也没有收到。

外部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大连软件产业还在做低端软件外包,没有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

当时大家的好想法是先做低端外包,再做高端外包,最后打造自己的软件品牌。后来发现大家都在低端外包的道路上走向了黑暗。大连软件产业没有以软件外包为跳板,向国产自主软件品牌演进,反而落入低端软件外包业务。

虽然东软以国际外包业务起家,但外包公司的形象一直伴随着我们。用某媒体的话说,“无论东软实力如何,因为主要从事外包业务,很容易让人觉得它低端,没有核心技术。”

但实际上,在国内政府机构和国企的信息化市场,东软集团很早就开始进军城市了。 2002年,国际外包业务仅占东软总收入的7%,其中大部分来自政府信息化订单。

很多人想知道,为什么东北的一个学校和企业能接受这么多的政府订单?总的来说,既有历史机遇,也有我们自己的努力。

上世纪末,国务院17号文件提出“十二金”工程,包括建设黄金保险、黄金农业、黄金税收、黄金金融等十二个重要业务体系.

在政策的引导下,地方政府掀起了信息化建设的热潮。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每栋楼基本上都是独立的,数据无法连通,接口和格式标准不统一,成了孤岛。

社保部门非常困扰,于是召集四家公司共同开发社保系统,统一数据格式和接口,并呼吁全国社保部门统一采用。参与系统开发的团队负责人是东软,其他三个都是小公司。

江湖中曾有过插曲。为了实现全国社保软件系统的格式和界面统一,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也在全国会议上向各省市负责人鞠躬,请大家用这个系统。

东软被国家社会保障部门选中是有原因的。当时,东软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已有多年经验。早在1994年,第一个社会保障信息化项目就在辽宁抚顺完成,外包给日本企业,实力足够。

2001年,辽宁省率先开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作为国务院确定的“辽宁一号”项目,上述项目高度重视,投资也较大。项目总成本5000万元,仅软件系统开发成本就达2000万元,这部分也交给了东软。

这种官方的背书和宣传,让东软在政府和国企中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存在感。一两年间,东软社保信息系统已覆盖12个省300多个城市。

截至2017年底,东软已占据中国社保信息化业务50%以上的市场份额,覆盖人口超过6亿,参保单位超过1000万。在医疗信息化领域,东软已服务国内外2000多家医院,其中国内三级医院400多家。

社保信息化只是东软众多业务之一。东软凭借敏锐的嗅觉,顺势而为,发动“数字圈地”运动,抓住中国各行业加大实施信息化力度的契机,牺牲利润,进军行业解决方案市场。 ,电力、医疗等行业发展顺利,成为十二金工程的最大赢家。

依托这些政府项目,东软集团前十年销售额从4万元飙升至20亿元。如今,东软集团支持全国600多家三级医院、2700多家医疗机构、5万多家基层医疗机构的信息化运营。

此外,覆盖14亿人口的公安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覆盖1.58亿市场主体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近2700公里轨道的运营管理21个城市轨道交通集团也在幕后。有东软集团。

不难看出,东软其实在国内政企市场有着深厚的耕耘和沉淀。

因此,东软能够在当前疫情期间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核酸检测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东软自己的说法,东软的会计和测试系统已经部署在全国17个省的120多个城市,测试总次数超过140亿次。

但如果不是核酸检测系统的轰动,大多数普通人对东软的认知并不多。

2022年9月的一天,成都一家核酸检测点贴出一张打印纸,上面加粗粗体字:我今天用的是东软软件,速度慢请见谅。这段话似乎并没有打消成都人的不满。文末的三个感叹号是最后的倔强。

在成都之前,健康码在西安崩塌,但当时的炮火并不集中在东软身上。

这种事情真的很难弄清楚。这种项目的每个环节往往都有不同的供应商。很难说是某个环节有问题还是系统设计有缺陷。

东软称是网络问题,但运营商立即出面辟谣,称网络非常稳定。一直被认为是高调的东软,没想到最终会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东软一直在为自己辩护,但成都人怕是东软已经把这个账号录下来了。

作为一家有30多年历史的公司,东软其实有很多标签,比如A股市场第一家软件公司,但经常有人质疑它没有核心技术,没有产品业内知名。

或许是因为对核心技术的缺失感到恼火,刘继仁很早就提出了“超越技术”,打造一个能够实现共赢的“生态系统”。但历史的车轮似乎并没有沿着这条轨道前进。

东软其实早就做了数据库等核心基础软件。也是科技部“863计划”承担企业,承担数据库相关科研开发项目。

1996年,东软正式推出了OpenBASE,这是第一个具有自主版权的商业化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这也是我国系统软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数据库作为三大基础软件之一,一直被欧美公司垄断。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国家专门组织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攻关。

当时除了东软之外,国内还有多家数据库公司,包括出生于武汉大学的大萌、人民大学金仓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领导都来自大学教师。

如今软件u3d外包,大梦已成为政企市场的宠儿,即将登陆资本市场。但东软起得很早,抓到了一个迟到的插曲。 Openbase没有声音,现在连官网都打不开了。

2009年,国家重大核高技术项目开始申报,涵盖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和应用软件等领域。对于这种消息,资本市场最为敏感。多家软件公司股价暴涨,浪潮软件、中软、东软等国内软件公司纷纷拉升数个涨停。

因此,50多家企业申请,用友、金蝶、金山等都获得了核高端项目。东软也宣布了软件u3d外包,但没有核高基项目落地。

其实,刘继仁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国内软件从业者大部分都想做比尔盖茨,一个风靡全球的产品。所以当时一流的企业都在做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同行听到东软在做应用软件和外包,都有些不屑。

刘继仁曾经想过做一个通用的软件产品,把东软变成微软。

当时他做了一个自动程序生成器,让程序员用最简单的方式描述要表达的程序,从而提高程序员的工作效率。产品做出来后,衣食俭用的东软也为广告买单。好在效果不错,一年就收回了成本。

但很快,刘继仁就发现,他们的盗版软件在沈阳的电子街上随处可见,东软自身的营业额迅速下滑。

金山过去也遇到过盗版的麻烦。秋伯君在出租屋里吃泡面,14个月淘汰WPS,一战成名。虽然他的士气很高,但由于盗版泛滥,他没有给金山一分钱。带来太多的利润。雷军后来总结:我们的第一个对手是盗版,第二个是微软。

然而,与秋伯君等人的坚持不同,刘继仁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市场环境下,软件产品是没有出路的。

东软的选择有其历史和现实的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外界对其软件业务的期待显然不仅限于外包。

“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外包一个企业的发展是正确的。外包做到一定程度,要注意自主知识产权。”大连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宁曾表示。

但遗憾的是,中国在基础软件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当然,这不是东软的锅,但作为一家拥有两万多人的硬核软件公司,外界对它的期待显然更高。

相比之下,东软在医疗硬件方面的突破明显更加耀眼。

1997年,东软成功推出国内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T-C2000。依托在本土医疗市场的深耕,东软已成为继通用电气、西门子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医疗设备供应商,成为国内医疗设备的龙头。

当时想想CT机稀缺,一台进口的二手CT机能卖到三四百万,还要排队买。东软发布第一台CT机后,国产CT机价格迅速降至200万元以下。

2011年,东软医用CT机核心技术被盗,案值高达6400万元。后来发现是内鬼引起的。公司CT机负责人鼓励研发部17名核心技术人员窃取公司机密。

因此,窃贼和市场最清楚是否有核心技术。外界从未听说过东软开发的代码被盗。

刘继仁表示,东软的目标不是微软,而是IBM。因为IBM没有自己的软件品牌,所以不影响他们在IT服务市场的实力。

不过,微软和IBM、东软都相距甚远。以最简单粗暴的市值来说,IBM 仍然是 1100 亿美元以上的巨头,而东软仍处于 100 亿元以上的水平。

近年来,东软更加注重资本运营,不断拆分业务,独立上市。除东软集团外,其上市公司还包括东软教育,而东软医疗、东软西康、东软睿驰、望海康信等上市公司也在等待上市。

刘继仁表示:东软将进一步打造上市公司集群,并在此基础上用好资本市场,构建企业发展新生态。

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在东软的活动上说:“从东软的创业发展历程来看,我相信东软具备伟大企业的潜力和雏形,我希望东软将继续肩负起责任,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负责,不辜负各位嘉宾和更多人的希望。”

东软通过外包生存下来,成为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软件公司。它也意识到外包的问题和束缚。长期很难赚到人手,做不出革命性的产品,做不了伟大的企业。

因此,东软多年来一直在转型。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成都人不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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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软件u3d外包